其实，他积极倡导儒家道统论，正是他的《中国论》的理论深化和核心组成部分。
今人之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者为君子。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原文是：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4]） 荀子的论说洋洋洒洒、极为雄辩，比诸孟子的性善论，似乎更令人信服。这不能不说是比孟子高明的地方。（凡古今天下之所谓善者，正理平治也。（原文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今人之性，目可以见，耳可以听。这仁义礼智都不是由外在的因素加给我的，而是我本身固有的。我们认为，任何研究对象均应该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对精英文化与民俗文化的研究也是如此。
三、多元思想呈现于地域学统 在讨论了宋学的一体多元思想与地域化学统之后，就会遇到一个重要问题：宋学多元化思想与地域化学统之间的关联。其三，本地域的大儒名家的学术思想，会受到后来学者的推崇，这些人物的学术旨趣、思想观点，往往会成为后学模仿、追随的学术典范。可见，宋学既可以成为一种追求普遍精神的儒学思潮，表现出对天地之道、本原之性、王道之治、圣人之学的普遍化追求，也能够形成特殊性的学术旨趣、思想传统、精神气质的地域性学派。现代新儒家牟宗三、杜维明等也将儒学看作道、学、政三个维度，他们经常讲到的道统、学统、政统也是由此而来。
这使得宋学不仅可以开拓出丰富多元的思想，同时还能够形成学统四起的地域化学派。蜀有宇文止止，实开范正献公之先。
尽管这些学派的学术宗旨、知识旨趣均是儒家文化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学术追求，并努力进入到学术思想前沿，建构在时空上具有普遍性、恒常性的文化价值体系，但宋学学者群体仍然会体现出地域性思想观念、学术旨趣的差别。正如理学家袁燮所说：古者学校既设，复有泽宫。熙宁以后，王安石的政治地位、学术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必须将外王之道、新政改革放在首位。到了宋神宗熙宁新政时期，为了一道德义理归一而重新统一思想，王安石将自撰的《周礼义》和其子王雱撰写的《诗经义》《尚书义》，合为《三经新义》并作序，经御批颁行全国，成为科举取士的重要内容与标准，完成了王安石之学的官学化。
就像从西周政教文化中孕育了诸子百家的多元思想一样，宋代士大夫通过复兴儒学而孕育了宋学学统四起的多元思想。以王安石之学为例，这个学派就全面包含着宋学追求的内圣外王之道、明体达用之学。[2]王明清：《挥尘录》之《后录余话》卷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25页。从表面上看，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从西汉到清末，一直以儒学为意识形态、主流学术。
……儒者相与讲习，有志于斯，以养其心，立其身，而宏大其器业，斯馆（指东湖书院）之作，固有望于斯也，岂非急务哉。末者，万物之所以成也。
所以，对儒学或儒学史的研究，需要这种普遍主义的态度，不能够让地域性限制其学术视界。譬如明代心学思潮与南宋象山学派的关系，明清经世实学与宋代功利儒学的关系，清代考据学派与宋代疑经思潮的关系。
[7]袁燮：《东湖书院记》，载《絮斋集》卷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从南宋高宗绍兴初年开始，到宋孝宗乾道淳熙年间，是宋学得到进一步传播和发展的时期。学既可以偏重于知识积累，也可以偏重于生活实践。宋学内部不同学派之间经常相互论辩，批判其他学派的儒家学者是禅学老学申韩之学墨学等，以证明自己学派的纯正性。所以，宋儒虽然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庞大学术群体，但在这一个庞大群体中再也找不到所谓的纯儒。唐宋之际的儒学复兴运动，特别是新儒学的思想建构，使得儒学的思想兼容性大大增强，传播辐射力大大拓展，儒学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所以，许多从事学术史编撰的学者不得不以地域来命名不同的宋学地域学派。清代学者魏源也将儒者一分为三，即所谓明道之儒、政事之儒、治经之儒，他们二人所表述的思想内涵其实非常接近。
但是，我们如果检视两千多年的中国思想文化史，就可以发现，主导传统中国的从来不是单一的儒家思想，多样化思想一直是从事知识生产的士大夫群体的思想源泉。王安石虽然完成了官学化转型，但是其他学者仍然依赖于民间讲学，这些宋学学者在不同地域讲学，推动地域性学派学统的发展。
政既可以是以君为本的王权之术，也可以是以民为本的王者之道。既然宋儒主要靠民间讲学的下行路线来研究和推广学术，这就使得宋学的主要学术基地、培养人才的学校不在官学体系，而是遍布全国各地民间书院或地方学校。
不同学者、学派在道、学、政的普遍性精神追求中又会表现出明显的差别：其一，他们对儒学中的道、学、政三个基本精神面向的侧重点不同，有的更为关注价值信仰的道，有的更为关注经世致用的政，而有的更为关注知识领域的学。在宋学的研究领域，有关学术师承关系的厘清十分重要，学术师承不仅仅是理解其思想渊源的依据，同时更是思想归属、学派划分的依据。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不同地域为什么会在道、学、政的普遍性精神追求中，形成特殊性学术旨趣、思想传统、精神气质的差别？换句话说，地域性对儒家普遍性精神的不同选择、偏好起到什么作用？这就涉及思想史研究的内在学术理路与外在历史条件、学术传承谱系与社会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宋学思想的多元化普遍性与地域化特殊性与此密切相关。此后，宋元明清不同时期的儒学一直保持中国学术文化的主体地位而没有改变。
明代心学、明清经世实学、清代考据学其实均是儒学内部的变革，并且与宋学有着密切的思想渊源和学术理路关联，甚至可以说，宋代以后儒学的发展是宋学的某一学派或某一特质的流变。[5]《宋史·王安石传》卷三二七,中华书局1977年版。
汉以后的儒学传承与发展，都要借助于帝国政治的支持。但历史上的宋学恰恰不是单一的程朱理学（道学），而应该是一个具有多元思想与不同学派的整体。
另外，陆氏兄弟发展起来的江西之学，薛季宣、陈傅良、陈亮、叶适发展起来的浙学，均是南宋的重要地域学派。王安石前期关注内圣之道的建构，热衷于性命之理问题，主要通过《周易》《论语》《孟子》《礼记》而探究性命之理与内圣之道。
书院制度出现于唐末五代时期，到了宋代，很快就成为宋儒复兴师道、从事讲学的教育机构。我们肯定宋学之所以存在大量地域性学派，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学派是以地域性命名，还因为这些学派衍化为一种地域性学术旨趣、学术风尚，故而形成了一种有实质地域意义的学派、学统。故而人们将他们创建的学派称为濂学、关学、洛学、百源学等。宋学是以复兴师道为旗帜的，此师道就是强调儒家士大夫的主体性，他们的学术创新主要源于个人生命体认与社会政治思考。
宋学之所以形成了不同的地域学派，还与宋代出现的一种新的民间性学术和教育机构——书院密切联系在一起。这样就使得原本是依靠不同学术形态才能解决的问题，变为由宋代士大夫建构多元化的一体儒学来解决。
齐、鲁则有士建中、刘颜夹辅泰山（孙复）而兴。这里重点探讨精英学术，在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形成了两种多元化的思想形态与文化格局。
宋代以后，中国学术史的发展变成了儒学自身的变革和发展。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描述了北宋庆历学统四起的盛况：庆历之际，学统四起。